另一方面，这种制约也仅此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制宪，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并不能传达确凿无疑的意志和指令，只有通过制宪权代表的创生行动，人民的意志才得以彰显。
诸如对行政主体、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程序、行政责任等概念的内涵、外延、解析、原理、相应规则、相互关联性等进行研究的，即便是分散而独立的，也可归入行政法学的体系化。作者简介：沈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行政行为形式多样，一般的行政行为法为总结抽象共性，对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结合各类行为于法律效果上的特性，形成可普遍适用的原理和规范要求。由此，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体系基本上对具体行政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不予关注，[43]其内含假定，合乎立法即可实现立法者要求行政完成的任务、实现立法者预定的目标。故本文仍将其视为内生增长论的范例。而行政过程的整体关注，在行政法总论体系中如何体现，值得进一步探究。（二）传统行政法及其特点 新旧行政法的比较必须建立在对传统行政法特点的认知基础上。
[3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36]先于奥托·迈耶且对其完成现代行政法总论的奠基产生影响的德国行政法学者之一格贝尔为行政法传授了决定性视角，因为他‘不把法律理解为国家进行社会塑造功能的技术手段，而是把它理解为对民法中的个人自由空间进行界定，对公法中的国家权力进行驯化。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国家和民族的存亡面前，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比，国家的存续更为紧迫。
在另一个场合，邓小平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凡是英宪的学生，其所有本分，既不可信口雌黄，亦不可纯然敬畏，惟应博学与审问宪法的真相，凡是英宪的教师，其所有职务，既异于批评家所为，亦异于解嘲者所为，惟在祛疑辨惑，与阐明法理。但是，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并未得到非西方国家的广泛认可。无论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又或者是政治宪法学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宪法文本的中心地位。
198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曾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197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一系列集体人权进入国际人权宪章。
因此，经过中国文化洗礼和时代需要择选的宪法必然带着显著的中国特征，区别于其发源地的欧美宪法。个人的生命、财产都来源于既有的集体内，个人被看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成立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价值目标上。
反观中国宪法，并无类似条款。在各种道德语言和法律语言中，充斥着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和国家臣民对家庭和国家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文化土壤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宪法。中国宪法集体主义的权利观念具体表现为权利来源、权利主体、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四个方面。
江泽民在国外一次演讲中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由，都是一切个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品格意味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根源中国的宪法文化，而规范品格意为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规范结构之中。
中国宪法中的权利不仅可以指代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权利。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并不是一切人，而是要求是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只有拥有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人才能成为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国家目标方面，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梦。个人权利和自由不仅不能违背公共的善，并且要积极地去实现公共的善。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宪法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个人先于社会和国家，个人权利是自然的，是与生俱来的。（一）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可谓源远流长。因而，本文采用了历史文化分析方法与现行文本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集体主义特征。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主权者意志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集体需要与个人权利的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个人权利服从集体需要。
而且这种权力比官府的裁判权还享有一定的优先性，往往只有当家族内部不能够作出适当处理时，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 集体主义 。
二是表明宪法上列举的权利，是基于公民身份而具有的，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根据少数服从多少、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越往上国家权力所代表的范围越大，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大。
[28]464尽管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同样有出于公用或者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或者征用的条款，但一般都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补偿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的。中国宪法先于个人权利确立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不仅是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其人民共有的价值观念。但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一种内在倾向，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其明文宣示的一项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周恩来同志在谈到集体主义的产生时，将集体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专属：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权利的来源是国家、权利的范围不能超出国家法律设定的范围、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优位于个体人权等等，这种集体优位的权利观念突出反映了中国现行宪法背后所遵循的集体主义价值逻辑。
分权型权力结构是指公共权力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平衡分配，国家权力在各国家职能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配的权力结构类型。道德是以个体对集体的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意在要求每个人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求，从而达到集体的和谐。
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的法律是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主要是作为一种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工具被时人所推崇的。
依据中国宪法对权力的安排，国家权力集中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在集体主义品格之下，如何充分保障个人权益将是宪法实施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直至2004年修宪，人权概念才进入中国宪法。与罗尔斯强调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不同，社群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先于共同体而存在的完全自足的自我，个人权利存在的前提是他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成员，因而权利优先与善的命题在历史上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去实现国家的强大，个人权利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这样的权力配置，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来看，国家职能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要服从权力机关，权力集中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民主集中制被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建中，成为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下，集体与个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同于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以集体主义为名而实则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剥削被统治阶级利益之实的伪集体主义。
中国很早有了权利的思想，但在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下，始终没有产生权利概念。自由主义宪法更倾向于承认权利的绝对性，有些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
中国宪法避用人权一是表明个人权利是宪法赋予的，在法律上可依制宪者意志而变更。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剥削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国家不再是少数人专政的工具，而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